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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k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k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夫妻离婚补偿纠纷：双方协议离婚两年多后签署了《离婚补充协议》，商定李某支付王某补偿款共138万元，分期每月支付10000元，12年支付完毕。但过了两年半后，李某拒绝继续履行协议。王某诉至法院，最终法院认定协议有效，要求李某支付剩余补偿款。 王某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7年6月23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小李。2017年4月5日双方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二人约定小李归王某抚养，抚养期间李某承担抚养费，每月4000元。2019年7月31日，王某、李某达成《离婚补充协议》，因财产分配不公，李某支付王某补偿款138万元，每月支付10000元，分12年支付完毕。 李某按约定履行近两年半后，以再婚后另育有子女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签订协议时受到威胁为由，自2021年12月起拒绝支付剩余费用。王某认为李某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给付补偿款，故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李某均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离婚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衡量这类协议是否公平，不能像对待其他民事合同一样，以等价有偿作为唯一的标准。李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签订协议时受到威胁，经查明李某的整体收入、生活水平较之协议订立时未发生任何变化。结合协议缔结的背景，双方缔结本意，并结合李某在合同订立后依约履行近两年半的实际情况、双方离婚时财产分配的具体状况，法院认定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最终法院对于王某要求李某给付2021年12月至2024年10月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编辑 甘浩校对 张彦君
k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夫妻离婚案例，双方结婚一年后，男方起诉离婚并要求女方返还12万元彩礼，最后法院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释法明理，双方达成和解，女方返还彩礼1万元。王某于2023年5月初给付赵某结婚彩礼款12万元。2023年6月，双方登记结婚，同年10月举行婚礼，婚后未生育子女。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两地分居。2024年6月，王某以双方感情破裂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赵某离婚，并返还彩礼12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本案中，赵某收到彩礼后，大部分钱款已用于婚礼及共同生活支出，经过法院释法明理，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赵某向王某返还彩礼1万元。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k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布一起遗产继承纠纷案。男子刘某离婚后突发疾病陷入失能困境，他的四姐妹挺身而出照顾其14年，刘某去世后，其女起诉四位姑姑要求继承刘某的房产和存款，而四位姑姑认为侄女未对其父亲尽赡养义务不应继承遗产。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侄女和四位姑姑平均分配刘某的遗产，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 四姐妹轮流扶养患病弟弟14年 刘某与张某于1993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安安。2003年，刘某与张某离婚，双方协议安安由张某自行抚养。 2004年4月，离婚后不久刘某突发疾病，经北京某医院临床诊断为持续性植物状态、乏氧性脑病、继发性全身肌张力障碍、症状性癫痫、肺部感染。此后至2017年7月29日刘某去世期间，刘某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癫痫持续发作，长期靠药物控制，并需定期到医院清理肺部积液。 14年间，刘某由他的四位姐姐轮流24小时照顾，包括日常护理、吃喝拉撒以及身体出现问题时到医院就诊。刘某发病时，安安仅9岁尚未成年，刘某病逝时，安安刚大学毕业，故未曾照顾过刘某，刘某亦未给付过抚养费。刘某病逝后，安安为其支付了丧葬费和墓地相关费用。刘某去世后，遗留有一套房屋和部分银行存款。安安认为其作为刘某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当获得刘某的所有遗产，故将刘某甲等四位姑姑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刘某名下的房屋和银行存款。四位姑姑则认为安安未尽到赡养义务，不应继承遗产，她们四人是对刘某提供扶养义务较多的人，应分给适当的遗产。 法院：四姐妹承担了主要扶养义务，可分遗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离婚后不久就发病，被诊断为植物人，虽刘某年龄尚未步入老年，但其病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需要长期陪护，且该陪护包括了较为严格的生活起居饮食照顾和长期的医疗费用支出。在此情况下，刘某的四位姐姐轮流对刘某进行了长达14年的悉心照顾，并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和生活支出，应当被认定为对刘某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 同时，刘某四姐姐的行为超越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更多源于对家庭的责任和亲情的坚守，也是对尊老爱幼、“手足情深”“血浓于水”等优秀中华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弘扬了互助互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法律规定，刘某的四位姐姐虽为刘某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亦应享有继承刘某遗产分配的权利。 考虑到刘某成为植物人时，安安仅9岁，尚未成年，刘某过世时，安安亦刚大学毕业。安安虽未尽赡养义务，刘某亦未对安安履行应有的抚养义务。且刘某病逝后，安安为其支付了丧葬费和墓地相关费用，其作为刘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理应享有分配遗产的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由安安、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刘某丁五人平均分配刘某的遗产，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判决作出后，安安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现已生效。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通讯员 马帅 方迎君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k为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人民城市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深化城市问题研究，拟于2025年5月下旬在广州组织召开“发展中的城市——空间、文化和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现向全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公开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丁奎岭举例，2021年，由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肖湘教授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的“溟渊计划”，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向万米深蓝发起挑战。研究团队顶着5次超强台风的冲击，在压力高达1100个大气压的深渊里，成功采集并处理了马里亚纳海沟及其临近深渊区的宝贵样品近2000份。历经三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而又异常繁荣的深渊生态系统，构建了全球唯一的深渊生物大数据库并向全球开放共享。今年3月初，团队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面向全球发布，标志着我国深渊生命研究实现国际领跑。
k3月27日凌晨，在中铁三局承建的成达万高铁左线福寿跨渝万城际特大桥项目施工现场，一榀重达165.8吨的门式墩钢横梁稳稳落在支座上，标志着成达万高铁首个跨既有高铁钢横梁吊装完成，也是三峡库区首次跨既有铁路线施工作业的成功案例，为后续桥梁架设奠定关键基础。
丁奎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王振义两位交大人为例，寄语毕业生，虽然时代各有不同，但与国家共进、和时代同行的追求一脉相承。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希望你们在变革的时代把握好人生前行的方向，既要仰望星空、志存高远，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与个人理想抱负紧密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实践中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也要脚踏实地、行稳致远，保持乐观积极、包容豁达的心态，勇于做困难而真正有价值的事，不过分在意一时之快慢、一事之成败，坚持在运动中保持健康、在阅读中丰盈内心、在交流中拓宽视野，以美好自我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丁奎岭表示，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投身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家，表彰他们开发AlphaFold模型，实现了蛋白质从“序列”到“结构”的精准预测。除了结构之外，产业界更关心蛋白质的性质和功能。上海交大自然科学研究院洪亮老师敏锐捕捉到这个需求，开发了从“序列”到“功能”的新路径。凭借多学科的知识交叉，他们建立了全球目前最大的蛋白质序列数据集，成功开发出Venus系列模型，在生物医药、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实现产业化应用。值得一提的是，在Venus模型的训练中有数亿条源自于肖湘老师团队的深渊生物数据。
在涉外司法服务保障方面，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在全市率先成立涉外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工作室，已成功调解各类涉外、涉外商投资企业商事案件3560件，纠纷平均处理周期28天，涉及标的额10.23亿元。在涉外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全面落实RCEP知识产权内容，积极对接CPTPP、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建立国际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外籍人士管理服务方面，浦东公安分局在全市率先建成“中心-站-点”三级外籍人士融入服务体系，首发推出涵盖居留旅行、家庭生活、语言文化、社会融入等六大类服务的“浦东新区外籍人士服务包”。在涉外法治宣传服务方面，金桥镇、张江镇、花木街道、陆家嘴街道设立首批“浦东新区涉外普法示范窗口”。
k3月28日，以“‘实’现梦想‘就’等你来”为主题的2025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招聘会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沿用“职业规划+就业招聘+实习见习”全流程就业赋能模式，紧扣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对接桥梁，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实践、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的全方位服务。
王秋苹指出，评估报告也反映，老百姓认为市场监管还存在“窗口人员指导不足导致往返跑”“被多次重复检查”“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等一些不足。“我们将以‘巩固提升’作为今年行风建设的主题，在过去两年行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进一步加大行风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健全完善防范行风问题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广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欢迎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加强监督，共同推动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王秋苹说。
k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4年市场监管系统行风满意度第三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参与“一对一”访谈的95.3%以上的企业代表和94.7%以上的消费者代表对2024年市场监管系统的行风感到满意，总体满意度较高。此外，2024年总体满意度较2023年有大幅提升。
k今年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3月28日，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天，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西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以翔实数据完整客观展现了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沧桑巨变。透过字里行间，“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西藏篇章得以具象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西藏地广人稀、一些农牧区孩子上学难问题，当地部分学校根据国家义务教育法，给学生提供了寄宿服务。当然，寄不寄宿完全出于自愿，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而且，这种寄宿制教育不仅西藏有，中国其他省份也有，世界各国都有。某些西方国家拿此做文章攻击西权，毫无依据，倒不如说是拿它们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来臆测中国、抹黑西藏。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马克林指出，西方媒体总是标榜它们知道西藏的情况，但事实上并不了解，它们对西藏的报道充斥着错误和片面。
文旅发展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从文旅局长亲自上阵的营销推介，到建立“接诉即办”的服务机制，再到全民参与营造主客共享的文旅环境，折射出的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的持续向好，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改善。全国游客在感受东北人民的豪迈热情中加深了对东北地区的了解，东北干部群众在与各地区的互学互鉴中，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必将吸引更多人才资源要素聚集，为全面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在游览山河古迹中，感受悠久文明的绚丽厚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也油然而生。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以旅游带动文化传播、推动文化繁荣，能够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生机活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提供了全新载体，推动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使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共识更加深入人心。
东北区域地缘相近、山水相连、文脉相通，面对如何避免文旅产业“内卷式”竞争、实现破圈突围的共同考题，作出了从“单兵突进”到“协同发展”的共同抉择。政策协同是基础保障、产品协同是有效载体、市场协同是发展方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共同制定了促进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发展决定，各地区积极发挥自身特色，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携手打造差异化、跨区域旅游产品线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共赢的法治和机制保障更加健全，有效提升了东北文旅的整体竞争力。
冰雪经济的发展，体现出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市场需求引导产业资源优化组合，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鲜明特征，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领域。吉林现有冰雪运动及装备制造企业800余家，吉林大学“冰雪旅游场地装备与智能服务技术”实验室、东北师范大学冰雪运动实验室是部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吉林依托市场增量、政策支撑、产业基础，推动校地合作、产研协同、供需对接，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塑造冰雪经济新优势。当前，东北地区加快从“冰雪大区”向“冰雪强区”迈进，必将在推动全面振兴进程中展现更大的冰雪担当。
近年来，吉林积极推动旅游业“走出去”“请进来”，长春瓦萨国际滑雪节在吉林已经举办23届，成为世界知名的越野滑雪赛事；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等国际顶级冰雪赛事首次在吉林举办，围绕冰雪开展的体育、旅游、文化、经贸等多元化国际性特色活动，已成为吉林对外展示的亮丽名片。2024年，吉林跨境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61%。文旅产业不仅成为扩大人文交往、增加国际友谊的桥梁，更成为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纽带。
k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先后十多次到东北地区调研、三次召开专题座谈会，今年春节前后再次踏上东北大地，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把脉定向、布局落子。东北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深入贯彻习经济思想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积极培育壮大新动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努力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东北全面振兴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k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5年3月中旬起，上海率先在武康路、豫园商城、新天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今潮8弄、蟠龙天地等8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网红”地标场所推进室外“游烟”治理，形成示范效应。这一举措实施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1922年党的西湖会议和1923年党的三大，着重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合作的问题。蔡和森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党的三大上，他强调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应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蔡和森撰写文章，对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揭露的反动性和中派的动摇性，提醒人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还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出生于上海，1899年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那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正陷于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蔡和森青少年时代就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决心将万恶的旧社会“捣之碎之”，“烧之熔之”。为拯救民族危难，他积极探求革命线年，蔡和森参与组织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请愿运动和反对中法借款、反对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学生等正义斗争。他“头脑清醒冷静、很有主见，态度很坚决，已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人物”。蔡和森还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他虽未参加党的一大，但对于党的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写信给陈独秀和，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以及组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他系统阐明了有关建党的理论、方针和组织原则，强调：中国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须采取阶级战争的方法，发动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有铁的纪律，是一个团结的党。蔡和森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建党思想，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国内早期者的建党活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被赞誉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蔡和森立志要推翻的旧中国，已经被人民革命的洪流所涤荡；他热烈呼唤的新中国，已经在中国的领导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继承蔡和森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脚踏实地、攻坚克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蔡和森常说：有理论就必须有行动，在革命斗争中更能学到马列主义真理。他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1924年3月，蔡和森担任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协助委员长李大钊加强对北方地区工农民众运动的领导，促使北方国共合作和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1925年1月，蔡和森参加党的四大，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组织全上海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蔡和森正确估计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建议在上海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等一系列重要的策略主张，充分展现了他领导群众斗争的卓越才能。他还以《向导》为阵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报道上海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宣传党的反帝爱国主张，为五卅运动的狂飙突进作出重要历史贡献。1925年冬，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我们纪念蔡和森，就要学习他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辛亥革命后，蔡和森在学校里第一个剪掉辫子。他动员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举家赴法国勤工俭学，开一时风气之先。早在1920年9月，他就向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他完成了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史的发展（提纲）》和第一部专门史《党的机会主义史》。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不懈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习指出：“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蔡和森，就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我们纪念蔡和森，就要学习他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蔡和森始终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在革命遇到挫折、个人受到错误处分甚至被撤销领导职务时，没有任何怨言，依然赤胆忠诚，忘我工作。他曾说：“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蔡和森被任命为两广省委书记时，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无可靠立足点，有人劝他暂时不要去，他回答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习指出：“要引导干部职工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蔡和森，就要牢固树立奉献精神，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
1928年6月至7月，蔡和森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阐述了重要意见。他明确反对关于中国革命形势是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分析，认同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摆在大会前的危险主要的是盲动主义”。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他对土地革命初期的农动进行分析，认为农动的主要方式是游击斗争，农民游击斗争的前途是“建立红军”，并且有“得到割据局面”的可能性。蔡和森的这些认识和思考，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13年，蔡和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与结为挚友。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曾称赞：“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1918年4月，、蔡和森等在长沙蔡和森家中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是当时致力于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党的六大后，蔡和森曾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他主动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表示自己没有组织过农动和武装斗争，希望有机会去学习锻炼。1931年5月，蔡和森担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在香港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8月，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筹备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组织在京的湖南学生，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运动。1920年初，蔡和森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并成为留法学生中的一名佼佼者。在法国，他大开眼界，感受着思想潮流的冲荡，“日惟手字典一册”，“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探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经过反复比较、推求，“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蔡和森认识到“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他搜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先后翻译出《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及宣传十月革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研读，进一步坚定了蔡和森的政治信仰。
我们纪念蔡和森，就要学习他坚守理想、永葆初心的革命情怀。蔡和森是一个“极端马克思派”，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为了宣传革命真理，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有时哮喘发作，“气喘得象鸣笛一样，也不肯把工作放下”。他给在中出生的女儿起名蔡转，就是冀望孩子们“把这个黑暗的苦难的中国，转变成一个光明的幸福的中国”。习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蔡和森，就要自觉做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
党的六大后，蔡和森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等一系列文章，宣传大会精神，指明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方向。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只有大力发展工农力量，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巩固在民众政权中的地位，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蔡和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当时在全党是极富先见的，对我们党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7月，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商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会上，蔡和森将自己“硬译”的《宣言》用纸抄成一张张的小字报，贴在教室的墙壁、书柜上，向大家讲解，并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展开辩论。蔡和森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留法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抛弃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留法学生公认蔡和森是他们的“先驱者”和“引路人”。
我们纪念蔡和森，就要学习他锤炼党性、严肃党纪的政治本色。早在中国成立之前，蔡和森就认识到：“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大革命失败后，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出现的消极涣散等问题，蔡和森重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出要将党改造成为“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习指出：“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蔡和森，就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1927年3月，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回到祖国。他参加了党的五大，在党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的联合，蔡和森极力主张扩大工农武装，强调“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马日事变后，蔡和森鲜明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策略。7月，他“写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议中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决定新的方针。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蔡和森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
1922年7月，蔡和森参加党的二大，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根据中央决定，他筹备创办了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蔡和森既是《向导》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长于论辩，精于写作，善于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善于结合实际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留下了许多闪烁着思想光芒和时代印记的不朽篇章。“和森的名字是与《向导》不可分离的”，“《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在蔡和森的主持下，《向导》的发行量从3000份扩大到数万份，在全国革命中取得“舆论的指导地位”，成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四万万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有读者致信《向导》：“我每读贵报，即滚滚地沸腾着革命的热血，红红的燃烧着爱民众的真心，我并认定贵报是中华民族底福音！”
